有关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的思考

本文以历史发展的沿革,简述关于神学本色化思想建设对中国教会的裨益。作为一个生长在新中国的基督徒传道人,在理解基督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上面使我们与老一辈的传道有了一些隔阂,但是我想这些隔阂不是有关我们基本信仰的,而是关乎我们应该如何在世俗世界以及在今天的社会中解释我们这合理的信仰。神学,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解释,一种比较被大众认可的就是安瑟伦提出的“信仰寻求理解”以及另外一种是陈泽民教授总结丁光训主教的那句相当具有浓缩型的名言,即“神学就是教会在思考”。信仰寻求理解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就是肯定信仰的首要性,离开这个信仰的基本的主题,我们谈任何有关神学的话题都是没有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其次,信仰不是盲目的毫无理性的。没有理性的信仰属于迷信,信仰与理性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对于教会在思考作为一种神学解释,也是在提醒今人,教会并不是一成不变地坚持某种思想,而是在保持本质不变的情况下,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合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  

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的课题,并不是我们最近这几天才开始研究的一个话题,它是具有历史沿革性的,是一些中国基督教先贤们在时代的处境中对未来中国基督教的生存和延续所规划的一幅蓝图,这里面包含了几代中国基督徒所做的努力,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基督徒传道人又再一次接过这个既济而未济使命,使中国基督教稳步健全的照着前人的期许不断地完善,最终成为与社会主义这会相适应的带着新生气息的中国基督教。

一、基督教中国本色化的原因和历史回顾

19世纪的中国在西方的洋炮下打开了闭关锁国的政治局面,伴随着西方科技涌入中国的还有西方的“洋教”。大量的传教士开始在通商口岸传教,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信奉这种新生的宗教,伴随接受的也有放在中国并不显得十分合脚的神学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这不合脚的神学思想是什么呢?笔者参考了发表在《金陵神学志》2003年第3期邓福村(原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驻会副主席)的论文。这一时期的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主要承袭了西方保守的神学思想,强调世界全是罪恶,对社会的进步抱冷漠的态度,有的甚至是荒谬的神学观点,将《启示录》中的大红龙、大红马说成是共产党,要神‘像淹死法老军队那样将红军淹死在长江中’。有的是带着殖民主义色彩的神学观点,说挪亚三个儿子雅弗、闪、含是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的祖先,白种人可以住在黄种人的帐篷中,黑种人要服侍白种人。甚至一些宣传西方至上,白种人至上的歪理在教会盛行……”这种歪曲的带有强烈侵略意味和政治意味神学思想被列强所强化灌输给中国人,不但隔开了中国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的距离,也将中国信教群众的思想牢牢地控制在帝国主义的手中。中国基督徒对自己的信仰没有任何言论的权利,在这种历史的激流中,一些带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爱国基督徒开始主张中国的教会由中国人自己来管理,开始将如何建设中国人自己的基督教提上了日程,简单说来就是如何在中国的处境下来办好属于中国大环境下的基督教。比较大的划分是将“文革”作为一个分界线,即“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迄今两个阶段”,即五十年代的三自爱国运动的蓬勃生机和八十年代在“三自”内容上的发展和深化。前一阶段实现了中国教会在组织和管理方面的独立,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二战之后世界各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本地教会自我意识的增长,但是在神学思想方面却没有充足的时间向纵深方向发展。这一时间的维度内,中国教会虽然在话语权上有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却没有任何新话可讲,虽然成立了以“三自”为原则的办教宗旨,但是讲台上的信息却仍是一些与时代严重不符的内容,一如丁光训主教所言“中国基督教的许多同工在神学思想上很不解放,很多人还在讲19、20世纪初外国传教士传过来的内容。”中国的神学思想学术犹如一潭死水,不动波纹。中间经过文革后,到了八十年代教堂重新开放,此时“三自爱国运动”的延续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提出要将“三自”出发达到“三好”这样一个发展和深化,同时也提出了“好”的标准。这是中国神学思想上的一次转变,也是神学本色化的一次极大进步。

中国基督教落实神学建设的时间一般都是以1998年11月23日,全国基督教两会在济南会议上作出《关于加强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时开始计算的。在1996年12月第六届全国基督教两会的工作报告中采纳了丁光训提出的要在全国基督教开展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报告指出:“用什么样的神学思想进行神学教育是一个核心问题,我们的基督信仰是不能改变的,但神学思想是可以发展的。因为神的启示是渐进的,我们对上帝的理解与认识也是渐进的。经过两年时间的筹备于1998年在济南会议上集中讨论了神学思想建设的问题,会议指出,“会议认为要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应该发挥神学理论对于教会建设的指导作用。我国基督徒在参加三自爱国运动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属灵经验,亟需进行神学总结。自传的深入开展,更要求活跃神学思考,探讨如何更好地传扬福音,指导信徒的灵性和现实生活,发扬基督教伦理道德,荣神益人。”

二、神学思想建设所面对的艰巨性不容忽视,如何协调基本信仰和神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是重中之重。

神学思想的建设不是要改变我们的基本信仰观念,而是基督教神学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会所处的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和发展。丁光训主教说:神学思想建设不是中国教会的发明,基督教存在到今天已有2000年的时间,在这两千年中,她的神学思想建设一直在进行,她会建设的越来越美好。不说建设说发展也可以,说调整也可以,说提高也可以。神学思想的调整并非否定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观念,而是不断地更正和改进不正确的观点,拨乱反正树立起正确的经得起推敲的神学思想,从而更好地引导信徒在实践中活出信仰,并以正确的方法处理生活中所遇见的难题。神学思想建设的本质是为了教会的本色化和神学的处境化,“是维护基督教基本信仰的,绝不是冲击或改变基督教的基本信仰的。经过神学思想的建设,我们的信仰得到更合情合理的解释,从而使信徒更理解和确信自己的基本信仰。”这也就是说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其实和我们的神学细想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信仰是启示性的,而神学则是教会对于启示的思考和理解,“是研究神学的人为了要帮助信徒接受或者持守基本信仰而提出的,是对信仰做出的必要的阐释”。

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意见而改变,因为他是来源于至高者的启示,上帝借着先知以及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历史中启示他自己,不是什么人随便想出来的。比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童女怀孕”、“基督复活”、“神人二性”、“教会的四性”,等等,这些是我们的基本信仰,是普世基督教共存的基础,离开这些原则,就没有基督教信仰。一些反对基督教中国化的人,往往没有认识神学和基本信仰的不同,而把“一些可以改变的东西当做不可改变的东西。”

神学思想的建设并不违背圣经的教训,也不违背两千年来的神学思想史的正统,历史上关于神学思想的改革并不鲜见,我们试举几个例子:首先我们来看旧约历史时期,《约拿书》在旧约有着自己特殊的气息,他与其他先知所描述的上帝似乎有一些出入,在其他先知特别是前先知书中,上帝是一个冷酷的暴君一样,往往命令以色列人将所掠夺的城邑尽行毁灭,但是在约拿书中上帝的形象却被再次勾勒,约拿所描绘的上帝是一位充满慈悲心肠的主宰者,他甚至不愿意因着无辜的牛羊和孩童而惩罚回转的尼尼微人。这卷书是以一个问号结尾的,岂不是对今天的教会也在发问么?上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主宰者?再次我们来看新约中神学思想的调整,第一我们要看的是耶稣针对当时神学思想的一次提高,这主要包含在《马太福音》之中,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听见古人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前面的古人说就是当时的神学思想,而后面的只是我告诉你们,则是耶稣对当时神学思想的不满意做出的对神学思想的调整。还有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那个故事:当门徒看见一个瞎子坐在路边的时间,他们那老旧的神学思想立马想到这个人之所以是个瞎子,有两个直接的原因,不是他自己犯罪就是祖上犯罪了。这是门徒根据他们的传统的神学做出来的判断,这也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的判断,但是耶稣将之否定了,这也是一次神学思想的解放。在教会历史中,神学思想也是根据时代和民族传统来不断的调整,耶路撒冷大会讨论了关于外邦人加入基督教要不要行割礼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具有时代性的,新兴基督教如果不将犹太人的律法主义和民粹主义清除出去,那么基督教是不可能传遍地中海沿岸的。包括我们所熟悉的教会历史上的“多纳图主义”,“贝拉基主义”以及天主教的赎罪券,这些都是教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割除的不正确的神学思想。

由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关于信仰和神学的关系就是信仰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关于信仰的神学的解读却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神学思想建设不是要调整我们的基本信仰,基本信仰是基督教存在的根本 ,任何脱离的建设和调整都是不容许的。我们基督徒应该不断地进行神学思考,我们不是在真空中思考,乃是在与现实生活的处境的碰撞中思索。经过与现实环境的碰撞,我们的神学观点不断地受到挑战,从而不断地进行修正,得到提高,得到更新。”跟现实的碰撞产生现实意义的并对今时社会有建设意义的神学思想,正是开展神学思想建设的关键所在,“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是永恒的,不改变的,但对这些基本信仰的解释则可以是不同的,是可以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的。因为上帝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文化处境中会有不同的启示。”我们只有相信,上帝在我们中国有着不同于其他世界的方法,而不是将神学固化在其他处境中,我们才会甘心撞击我们现实,用合理的解释来阐述我们这合理的信仰。

三、神学思想建设开展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所面对的挑战。

2010年9月27-29日,中国基督教在北京举行三自60周年的庆祝会上指出,“依据圣经,立足现实,神学思想建设是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化和发展,是办好中国教会最为重要的神学思想理论基础。”尤其是在1998年《决议》的开展以来,神学思想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2008年11月11-13日,中国基督教两会于南京举行“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梳理了自1998年以来至2008年神学思想建设的成绩,主要包括:

(1)取得了推动神学思想建设重要性的共识;

(2)活跃了教会的神学思考;

(3)深化了信徒对信仰的理解;

(4)丰富了教会的讲台信息;

(5)弘扬了基督教的伦理道德;

(6)增强了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

我们通过这样的列举看到了中国教会在开展神学思想建设以来所取得重大的成果,肯定了神学思想建设的必要性和时代性,但是在这一段建设过程中并非是水到渠成毫无拦阻的,在推进神学思想建设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形式上过于单一,在某些环节未能充分调动教牧同工的积极性;神学本色化思想建设的命题缺乏深入性的讨论和研究以及研究成果的转化过慢,未能及时补给教会的需要等等。面对这些难题和挑战,中国基督教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推动神学思想建设,两手都要抓,一手抓理论研究,在深化上下功夫;一手抓成果转化,在普及上做努力。”这样做的目的有助于我们加快建设新中国形势下处境化的基督教,让西方国家不再认为中国没有神学,也逐步提高教牧人员的从业水平和灵性修养,最终成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符合时代处境的中国教会。

关于这一点,肖安平说得好:“我们应该更好地将神学思想建设成果融入爱邻舍和社会服务中,发挥光和盐的用,就是照亮和调和的作用,使爱神与爱人的高度一致性表现于实际生活中,将基督教团契的合一精神与服务的爱心精神体现于行动中,并且使之成为中国社会的伦理资源和道德力量,以树立教会的社会形象,提升教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促进教会与社会的良好互动关系,让教会和谐,也推动社会和谐。”

结语

神学思想建设是时代赋予中国教会的使命,是关乎我们基督教在新中国存续的根本。我们不能只顾埋头苦干,也要记得抬头看天,看时代的环境与我们的神学相比有哪些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哪些是我们应该撇弃的糟粕,哪些是我们应该吸取的精华。神学从来都不是固步自封,也从来都不是自鸣得意,因此如何依据圣经发展和完善适应本土的基督教就成为我们今人的责任。有一句话说的好,“民族的就是普世的”,我们中国人的基督教也应该有着中国人的鲜明的特色,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向世界所做的贡献,也是我们对老一辈努力的总结和对下一代牧养的托付。

(本文作者系河南教会的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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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福音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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