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柏格理思想研讨会北京落幕 关注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深远贡献

第四届柏格理思想研讨会北京落幕 关注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深远贡献
陈浩武开题主讲。(图:柏格理基金会/王敬)

2018年6月10日,第四届柏格理思想研讨会暨第二届“柏格理园丁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

此次会议是由深圳柏格理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主办。继前三届“柏格理精神的传承”、“柏格理的教育思想”、“石门坎与乡村建设”的主题之后,本次柏格理思想研讨会主题为“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近20位来自近代史领域的学者专家、以及乡村支教等公益机构专业人员就此进行了广泛研究和讨论。


石门坎文化的延伸(甘博作品)

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上,共有10多位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先后发表了主题演讲,内容广泛丰富。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马勇教授的《传教士与中国现代教育的发生》和雷颐教授的《改革教育的“侧供给”——近代教会学校的启示》,“牛津共识”召集人王文锋牧师《兴国与亡国——丁韪良与李提摩太的教育观》、独立书评人苏小和《简论传教士教育的三大任务》、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刘澎教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历史学者陈远《传教士与中国教育》、独立学者杨鹏《为什么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对基督教》等,随后一些出席的嘉宾对参加研讨会的收获进行了交流分享。

最后,第二届“柏格理园丁奖”颁奖典礼举行,先后揭晓在乡村支教方面教师优秀奖6名、突出贡献奖2名,以及机构方面的优秀组织奖和创新组织奖。


研讨会与会人士合影留念。(图:基督时报/王璐德)


“牛津共识”召集人王文锋牧师捐赠自己所誊写的《石门坎渊源碑》。(图:基督时报/王璐德)

陈浩武:为什么要让柏格理和石门坎重回公众视野?

研讨会伊始,深圳柏格理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发起人与理事长陈浩武教授致辞《为什么要让柏格理和石门坎重回公众视野》。

他谈及自己曾经到石门坎地区看到柏格理留下的历史与精神遗产时内心的震撼,而这种遗产不仅仅留在中国,亦在世界上流传,比如在英国泰晤士河畔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西大门上方安置有十尊20世纪期间的十大基督教殉道者的塑像,其中一座是苗族王志明牧师,这是那里唯一纪念的中国人。这些都让他看到石门坎为当下的中国社会提供一个坐标,而这个坐标有两个意义:第一是柏格理让苗族和上帝建立了联系,第二是石门坎信仰和教育改变社会的标本。

于是,他们希望借着一系列的活动来追寻历史,让石门坎文化和柏格理形象重新回归公众视野。他坦言有人嘲笑:“陈浩武去山村里寻找文明?”但在他看来,石门坎样本所显示的以信仰和教育为基础构建的文明对当下社会有很多的启迪,因为文明并不仅仅包涵经济,还有信仰与道德等重要的内容,而当前面对不少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精神信仰可以纯洁灵魂,救赎社会堕落。

他说,“石门坎的样本让人看到基督教文明对社会有强烈的精神救赎意义,可以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一种公共精神资源。”

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的深远贡献

现场,主办方借着历史纪录片的形式回顾了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尤其是教育方面的深远贡献,令在场人士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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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来华,不仅带来了天主教教义,也带来了科学与文化。
马礼逊来华,不仅翻译了第一本圣经、建立了第一间教会,也创办了第一所学校、第一家医院、编纂了第一本华英字典、印刷了第一本中文期刊。
第一所孤儿院、第一所聋哑学校、第一套盲文、第一个戒毒所、第一份报纸、第一个实验室、第一所女校、第一只球队、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中国许多第一都与传教士有关,发现大熊猫的戴维一也是法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人们都可以发现传教士尘封的脚印。

今天,中国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院校达2000多所,每年出国留学生40万,名列世界第一。然而100多年前,据李提摩太统计,在四亿多人口的大清帝国,有高等阅读能力的只有四万人。不到万分之一。

最早的一间华人学校,是1817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的。开始只有三名学生。
十年后,第一位中国牧师梁发和他的同乡古天青一起,创办了内地第一所学校。
又过了十年,德国宣教士郭实腊夫人和美国耶鲁大学包留云,在澳门建立第一所西式学堂。一开始只有六名学生。其中包括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容闳、黄宽、黄胜。
鸦片战争爆发前,宣教士在中国建立了50所学校。
鸦片战争后,到1877年,教会学校达347所。这一年,西方宣教士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大会,成立教科书委员会。此后,在宣教士林乐知,傅兰雅,狄考文,丁韪良,韦廉臣,黎力基等带领下,编写教材59种,出版约三万册。

中国的高等教育,比西方晚了几个世纪,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与世界接轨的,也是西方宣教士。
宣教士狄考文于1864年在山东创办登州蒙养学堂,招收了六名家境贫寒的学生。为他们提供衣食和文具。1876年改名文会馆,演变成中国第一所大学。
另一位美国宣教士郭显德,在烟台创办了40多所学校,并建立医院和博物馆。先后受到清朝光绪皇帝和民国袁世凯总统的嘉奖。
英国宣教士傅兰雅,1866年建立中国第一个科学班,1874年创办第一所理工学校—格致书院。1875年出版第一份科学杂志—格致汇编。并翻译了一百多种科学书籍。
在中国南方,最早的大学是由美国宣教士施若瑟于1879年开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

宣教士早期在中国创办的大学还有:188年南京汇文书院,1889年北京潞河书院,1897年杭州长老会学院。每一所大学开始时都非常艰难。汇文书院初创时,只有三个男生入学。作为他们上大学的奖赏,学校每天付给他们一碗米。不像今天是学生申请学校并缴纳学费。那时是学校邀请学生并养活他们。学校的办学经费,大多来自宣教士家乡教会的募捐。每一块钱都凝结着万里之外的一份爱。到1900年义和团前夕,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已达2000所。义和团惨案,给初兴的中国教育带来了灭顶之灾,各地学校惨遭破坏。

英国宣教士李提摩太,率先说法本国政府用清庭赔款创立了山西大学堂,美国宣教士明恩溥等人,游说美国国会,用赔款创办了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前身。西方各国纷纷仿效,不仅用部分赔款在中国办学,而且迫使中国政府改革陈腐的科举制度。设立理工科目,开放出国留学。短短十几年后,据1918年统计,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学校,已从义和团前的2000所,猛增到7382所。

先前,李提摩太曾向李鸿章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每年拨出100万两银子,投资教育。”李鸿章回答说:“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李提摩太说:“这是种子钱,将来必有百倍的回报。”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看到回报?”李提摩太说:“大概需要20年。”李鸿章摇头说:“啊,我们可等不了那么久!”李鸿章和李提摩太都没想到,义和团事件导致清朝政府大赔款。大赔款用于中国教育的大发展。这等于强迫政府,拿出一大笔教育投资来。

圣经说:撒种有时,收割有时。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刘少奇写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仅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大学就有31所,图书馆29所,中学324所,小学236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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