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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近美国佩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的报告，八零后 (即Generation Y, 指出生于1980年初-2000年初) ——那些年龄在18岁到33岁之间的青年人——他们不参加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和宗教活动，透过社交媒体相互联络，背负重债, 不被信任，不急于结婚——对未来充满乐观。他们也是美国种族最多元的一代。
我们应该为此而感到忧心吗？这些八零后似乎对未来非常乐观，难道我们也应该如此吗? 我并不以为然。
研究结果含括着一些重大的话题，比如美国的日益多元化，年轻人和受尊崇的固有制度分割。这种关系的脱离不但影响到传统的教会，也同样影响到他人建立的社会机构。
这种现象表明两件事。第一，他们对权威提出了质疑。机构的威信是因着长期的德行, 社区的卓越表现和增值, 经年累月努力而得的。其次，他们对社区的凝聚力提出了质疑。机构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是通过社区里人们的长期参与和融合形成的，是社会关系的反映和回响。而这些在他们眼里失去了价值。
我们需要花点时间来反思这个社会变化，了解是什么形成了八零后的权威， 以及他们如何融入这个日益全球化和互联化的世界。若将这些问题稍作搁置，我们急须思考的就是，这些重大话题是如何勾勒出如此显要的发现。
为了进一步理清思路，让我们先想想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大多数人都熟悉他的《国富论》，即使从来没读过，也能说出财富和资本是如何运作的。他曾用他的一句名言告诉我们：创造财富的催化剂就是自身利益。然而，很少人知道他的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在那里他解释了“自身利益”的意义。他说，自身利益不是为了自私，而是对我们最有益的事；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并不是自己想做的，但为了我们的利益又不得不做。如同赌博, 输了才学到，任性的赌博、浪费钱财、辜负家人和朋友，不是经济上符合自身利益的。
有基于此，我们再看看佩尤研究中心提供的两个更加精确的发现——
首先， 佩尤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八零后(51%)不相信在他们准备退休时社会安全制度仍有任何节余，另外39%的人认为该制度仅能提供渗了水的退休福利。只有6%的人期望到时享有与目前退休人员一样的社安福利。虽然如此，十分之六(61%)的八零后反对以削减现有福利来解决长期社安资金的不足，而这却是十分之七的老年人才有的看法。
那么请问这笔钱要从哪里来？它使我们纳闷到底国家财富对这些八零后意味着什么。佩尤报告的第二个发现指出，八零后是以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步入成年。回应社会科学一个典型的调查问题：“一般而言，你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吗？还是跟人打交道时不能太过小心？” 结果只有19%的八零后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相信的。相比之下，八零前 (即 Generation X, 指出生于1960年初-1980年初) 如此回答的比例为31%，沉默时代 (出生于1920年中-1940年初) 的为37%，而出生于婴儿潮（二战后1946年-1964年）的则为40%。
这就唤起亚当‧史斯密补充观点的幽灵，即道德情操。我们纳闷到底八零后的道德情操是什么？毕竟，一个社会制度真的能够奠基于同胞互不信任的文化上吗? 或着因为我们在社会里互不信任，就转而去相信政府或国家吗？我们必须明白，社会的经济目标和紧密维系我们的社会关系，二者是相互関连的；正因如此联连, 使我们回应身为社区而非国家的一份子所要承担的目标和责任。
佩尤报告指出的这种趋势令人不安，它表明八零后对未来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准备尚不充足。那些可以针对这些问题增强和改造的机构, 任由这些年青人随波逐流, 越形孤立。 他们这种“各扫门前雪”的态度所导致的道德和精神真空着实令人担忧。
这让我想起以赛亚书58章6-8节：“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飘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
教会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她是基督直接创立的，她应该装备自己去帮助八零后，使其超越人为的误谬、寻求神圣的源头，帮助他们松开项上的轭，使他们得见光明。作者简介：大卫•科恩博士是波士顿大学, Boisi宗教与美国公共生活中心的访问学者，也是《经济寓言：耶稣基督有関金钱的教导 (IVP，第二版）》的作者。
文章来源：本文由休斯顿浸会大学基督教商业中心供稿，新商道翻译并编校发布。如欲转载，需经授权。休斯顿浸会大学基督教商业中心致力成为商业经贸领域中的全人领导者，不仅追求事业的卓越发展，并促使基督信仰改变大学生和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的生命，使其不仅成为有智慧、有判断、有主见的领袖；更能持守信仰，以其丰盛和活泼的生命作盐作光， 成为世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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