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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弃婴岛关闭暂停陷入困境 鼓励宗教界更多参与或可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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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两个正在交谈的孩子都是弃婴,由一对基督徒夫妇收养并照料至今(拍摄于2011年底) 图中两个正在交谈的孩子都是弃婴,由一对基督徒夫妇收养并照料至今(拍摄于2011年底)

近日,浙江省首个婴儿安全岛(弃婴岛)试点转型升级,对接收弃婴进行限制,将只接收孤儿和本地弃婴。这一消息传出后,再次引发人们对弃婴岛的关注,因为目前全国32个弃婴岛试点中,已有多个处于关闭或暂停状态。

弃婴岛成为国内新闻的热点,还要从2011年6月,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设立的全国首个“婴儿安全岛”说起。而弃婴岛在全国范围内开设,则是从2013年7月,民政部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才展开的。

新京报报道称,截至去年6月,全国各地已经有河北、天津、内蒙古、黑龙江、江苏、福建、广东、贵州、陕西等16个省区市建立了32个“婴儿安全岛”试点,共接收弃婴1400名。

不过,不少弃婴岛的运行情况不容乐观。广州、济南、厦门等地的弃婴岛目前已经处于关闭或暂停状态,因为接收婴儿的数量过多,需要大量的医疗费用和精心护理,对福利院的财力和人力都带来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待遇并不高,工作人手常常处于紧缺状态,很难找到新的员工。此外,石家庄、西安、天津等地的弃婴岛虽然还在运行当中,不过面对的压力也相当大。

对于如何解决弃婴岛因超负荷运转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一方面需要增加弃婴岛的数量,因为弃婴岛超负荷运转的主要原因就是试点不够多、试点没有推开。另一方面,弃婴岛只是一个必要的补救措施,更重要的是从社会保障和家庭福利服务入手,因为绝大多数弃婴都是因为身患残疾或重大疾病才被遗弃的,政府需要完善对残疾儿童、重病儿童的补助政策,减少家庭因不堪重负而选择弃婴的可能性。

不过,这样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弃婴岛面临的难题呢?从理论上讲或许可行,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面临着许多难题,毕竟弃婴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绝非国内才有的问题。其他国家已有的经验,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就以我国首个弃婴岛为例,石家庄社会福利院院长韩金红之所以能够想到建立那个弃婴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国外教堂医院的启发,这一点他曾在公开场合说的非常明白。在国外,这类收养弃婴的福利性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医院和教堂来完成的,因为他们或者有收养弃婴相关的技术,或者有收养弃婴所需的爱心。

据笔者了解,在国内也有不少基督教信徒对弃婴收养非常关注,甚至亲力亲为。他们或者自身有过特殊经历,或者因基督教信仰而充满爱心,或者从收养一个弃婴开始逐渐收养更多,也有一些人想办法建立正式的收养机构,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做着这类既无收入又需大量投入的工作。他们大多以自己微薄的收入来维持这一服务所需要的开支,筹集资金、照料孩子,其中的辛苦实难用言语形容。

并且,宗教团体和信徒有其非常特殊的一面,他们做这份工作未曾怀有丝毫私心,而纯粹是出于信仰的原因。以基督教而言,收养弃婴这一服务,从信仰上,至少可以找到两点支持:一、他们相信凡是生命,皆具有上帝的形象,皆有永恒不灭的灵魂,即使一些天生患有残疾的婴儿也是如此,因此都是我们相爱的对象。二、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是基督徒在上帝面前,信仰虔诚的具体表现和真实见证。

事实上,在整个世界历史中,基督教对与弃婴陋习的改变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在基督教刚刚兴起的公元2世纪,罗马城弃婴现象仍随处可见,然而无论希腊文学还是罗马文学,对于弃婴的罪疚感,人们难寻其踪。基督徒是反对这种陋习的,亚历山大城的克莱门,这位公元2世纪后半叶杰出的埃及教父,谴责罗马人,说他们一方面豢养、保护雏鸟和其他生物,一方面却毫无良心愧疚地丢弃自己的孩子。

基督徒对于丢弃婴孩不仅仅是限于谴责,他们经常把这些被丢弃的孩子捡回家抚养。奥格斯堡的阿弗拉曾经是一名妓女,归信基督之后,专门服侍被囚犯、盗贼、走私贩、海盗、逃奴、土匪丢弃的孩子。基督教著述中随处可见收养弃儿的例子。

尽管基督徒经历了三百年之久的严厉逼迫,但他们在捍卫生命神圣不可侵犯方面一如既往。他们视弃婴行为为一种谋杀,他们坚韧顽强的努力最终有了成效,最终导致欧洲各国法律在禁止杀婴的同时,禁止弃婴;在道德和法律上还新生儿以生命的神圣,风气焕然一新。

德国汉堡市最近发布了“弃婴保护令”,规定在一些建筑物里设置“宝宝罩”(像一个大邮筒口),以便把没人要的婴孩以不受法律指控的方式丢在那里。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告诉公路的广告牌上最近有一条呼吁:“不要丢弃你的孩子”。无论今天的宝宝罩是多么不幸的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它本身倒也反映了在拯救弃婴生命问题上基督教的影响。

基督教对于缓解弃婴严峻现象具有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近日,一位韩国牧师首映弃婴的故事还被搬上荧屏公开放映。不过,国内对基督教个人或团体收养弃婴的规定仍相当严苛,宗教团体和活动场所要想收养弃婴的话,需要具备相当高的标准,而这一标准是相当多的宗教界机构所达不到的。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直接规定,宗教活动场所不得私自收留弃婴,一旦发现弃婴,要第一时间向宗教工作部门通报。

宗教团体和信徒所缺乏的,实非对弃婴收养的关注和爱心,而是相关政策的支持,同时也可能包括资金上的支持。我们在学习国外教堂设立弃婴岛的同时,若是能够不仅学到“弃婴岛”,而且鼓励宗教界更多的参与,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果效。如果相关部门能够更深认识到这一情况,并在政策上和资金上给予一定程度的帮助,相信我国的弃婴收养事业,将会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效仿在各地推行弃婴岛试点的方式,在鼓励宗教界更多参与收养弃婴工作的政策上进行一些尝试,或许会成为我国弃婴收养难题的一条出路或捷径。